他骗了贾姑姑，没有什么在外打工的舅舅，即使有，他也联系不上，都是太久不走动的亲戚，就是血脉相连，里面流的，也该是冷了的液体。

当初黄采香要嫁给谢守拙，就和家里吵翻了，这么多年，几乎断绝了关系，只有他那又傻又善良的妈妈，才会自己省吃俭用地，每个月偷偷给家里寄钱，期望着买回那么一点点的原谅。

可是这些钱，最后只买回了她葬礼上，那一个一脸冷漠的中年人一封不够谢守拙喝次酒的红包。

感情这东西有时候和投资一样，你付了钱，就要有承受血本无归的风险的准备，这么说也许不近人情，可事实如此。

暑假里打工的钱，刚好够他的路费和第一次的房租。谢一在一个随时可能面临着拆迁的小弄堂里租了间房子，和另一个安徽来打工的，叫小吴的年轻人合住着，地方极逼仄狭小，不隔音，隔壁人家说话吵架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，厕所是公用的，因为疏于打扫，总是臭气熏天。

冬天极冷，南方的室内没有供暖，可是温度却并不比北方好到哪去，即使没有嗷嗷乱叫的大西北风，那股子无处不在的阴冷气息却更让人受不了似的，尤其他为了便宜，租的房子是阴面，被褥好像都带着一股子潮乎乎的味道，墙角有细碎的霉菌，就像是长在那里的伤疤。

他刚来的时候，完全听不懂当地人方言，就连夹杂着上海话腔调的普通话都够他喝一壶的，有时候听得多了，觉得晕晕乎乎，四下鸟语花香的。

这好像更加重了他的孤独，谢一第二天就买了一沓稿纸，他怕这么下去，自己会在这样的茫然无措中疯狂，只能把那些不能对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说的话写在纸上，然后小心地放在搪瓷的小盆子里点着，看着那些言语烧成灰烬，就像是邮递给了妈妈一样，顺便借着那一点点的火光温暖一下自己的手。

至于工作，其实比自己想象得还要好找，他年轻肯吃苦不嫌钱少，比起外来打工的人员，学历又高，很多地方愿意要他。

谢一打四份工，周末不休息，把人扔了不要的报纸杂志捡起来，关注上面哪怕十几块钱的征稿信息，一分钱都掰开了花，除了基本的生活需要和稿纸钱，他连个电话也没打过——当然，也没什么人好联系的。

有一个干活的工地管一顿早饭，可以随便吃，谢一就基本上只靠那工地上的咸菜稀粥和馒头度日，能吃多少吃多少，吃到自己再也吃不进去为之，撑一天，有时候实在撑不过一天，住处的小抽屉里面随时备着一点最便宜的挂面，捡着菜场的剩菜，就着一点盐巴，拿清水煮了晚上回去吃。

一年，谢一给自己下了死命令，一年中一定要把学费和生活费赚出来，他的休学手续只有一年的时间。

生活捉弄了他十八年，他一直逆来顺受，懦弱地认输，是该到扳回一局的时候了。

他咬着牙，尽量让自己活得有尊严。

这么一晃，一个秋天，一个冬天就到了头，年关将近，很多打工的人都回家了，谢一的室友一早就从黄牛那买好了火车票，这时候短期工格外地好找，谢一于是也格外繁忙了起来。

春节是给有家的人过的，他想，自己这样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的，辛苦就辛苦一点。

存折上的存款现在是他唯一的快乐来源，那上面的数字已经快超额完成任务了，谢一总觉得不放心，分别存了好几个银行，也算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钱多了不在乎什么，可是没钱的时候，一分一毛，也重得能把人压死。

三十晚上，老板早早地放他回去了，谢一走在路上，犹豫了一会，还是从一个书报亭买了张电话卡，找到一个公用电话，拨出了一个熟悉的号码。

电话才响了两声，对方好像就迫不及待地接起来，谢一“喂”的话音还没落，那边贾桂芳急切地打断他，一迭声问：“小一是不是？小一是你吗？喂，小一？小一你和干妈说句话啊你！”话到最后，已经听出了哽咽的声音。

半年以来所有的委屈，所有都在忍耐范围内的苦，突然在这嘶哑的女声冲到耳膜的时候决了堤，谢一的眼圈有点酸，他抬起头来，望着这个城市灰白色、马上要黑下去的天空，努力平定着自己的情绪，半晌，才轻轻地应了一声：“嗳，干妈，是我。”

贾桂芳泣不成声。

谢一听着电话那边，似乎是干爹的轻声安慰，有些说不出话来，只能一遍一遍地说：“干妈，别哭，没事，我挺好的，我真挺好的。”

王大栓把已经说不出话来的贾桂芳拉开，拿起电话：“小一啊，我是干爹，你……你在哪呢？”

寒风凛冽的街头的一个电话亭，谢一笑了一下：“干爹，我在上海哪。”

“咳，我还能不知道你在上海？你干妈天天念叨，说上海打来的电话区号是021，这电话一响，她只要听见是02开头的，就跟打了鸡血的似的。可是等了半年也没等到你的电话，她整天就跟我在这疑神疑鬼，上回看见电视里面播那个……那个什么节目？里面有个瞎了眼的在城市里流浪的老头，你干妈看着就在旁边抹眼泪，她就怕你一个孩子，在外边吃不好睡不好，也没个钱没个地方住……”

王大栓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堆，谢一默默地听着，越听眼眶就越湿，怎么忍都忍不住，印象里那个干爹好像一直都那么没心没肺，打起呼噜骂起儿子来都地动山摇的，粗鲁又豪放，什么时候也这么鸡毛蒜皮了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