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有什么不同？都是国家掌控一些大企业，以资本主义经济作为补充啊。”刘士奇问道。

赵守宏点了点头：“的确如此，以资本主义经济作为补充是必然的，因为当今社会生产力不足以支撑乌托邦主义的实现，所以我们要以过渡的政体形式，来完善国家的体制。但你应该看得出来，条顿国和罗马国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其核心是独裁，他们是以资本主义党派党产的形式控制大企业，以党派的意志强加于国家，实际上等于建立独裁党国，党主席就成了一国的无冕之王。”

赵守宏顿了顿，让刘士奇消化一下他的这些话，随后继续解释道：“华兰国是政治协商制度，我们有议会，也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。表面上看去我们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两院制度，实际上却是全民选举，人民代表大会中有各阶层的人存在，不会让商人一家独大，而我们的经济也是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。国家掌握着要害的金融、能源和矿产部门，可以借此影响国家的经济走向，这比资本主义单纯以国家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要便捷得多，我们的政策也能够更加灵活。实际上我们既有乌托邦主义国家政府对国家的掌控力，又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灵活性。”

赵守宏耐心的对华兰国的国体和政策进行解释，让刘士奇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，他忽然感觉自己对政治和国家运作的想法，似乎有些太过简单了。

解说了一番政治体制，赵守宏又把话题转了回来。“至于你认为的，我对乌托邦主义国家的仇视，实际上可以解释为民族主义。我派兵围攻张国寿不是因为他的思想，而是他的做法。他的想法是以暴力对抗的方式，反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，这样的想法是好的，做法却是错误的。”

“反抗剥削有什么错误，至少出发点是好的。”刘士奇反驳道。

赵守宏点点头：“他的出发点的确是好的，但好心办坏事更加不可原谅。一个国家要想经济繁荣、国富民丰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平的发展环境。工人们反抗资本家的剥削，最好的方法是拿起法律武器，捍卫自已应有的权利。暴力方式只是政治黑暗时期，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，而不是常规手段。如果受到压迫的人就暴力反抗，国家必将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，国家就无法发展，百姓会变得困苦不堪，整个国家和民族将会灭亡。张国寿开了个坏头，所以我才会以最激烈的方式，残酷的进行镇压。我的做法就是为了让后来人知道，切勿轻易动用暴力手段，否则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。”

刘士奇反问道：“可是这对张国寿来说并不公平。”

“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公平，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张国寿在华兰国与红联国交战的关键时刻，拖自己祖国的后腿，为红联国助力这本身就是叛国行为。”赵守宏斩钉截铁的说道。刘士奇当初也是反对张国寿做法的，其原因和赵守宏说得差不多，所以他才会没有脱离华兰共社党而成了周伍豪的拥护者。